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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皇朝御瓷探秘·第一章》连载 [复制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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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言


北宋时期,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政治开明,社会稳定,经济得到空前的发展。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和人口的增长,作为日常用具的瓷器,社会需求量骤然大增。但瓷器易碎,怕颠簸,不利于陆路运输,或许正是这种局限性却在客观上推动了北宋制瓷业的发展。于是各州县因地取材,汝窑、定窑、钧窑、邢窑、磁州窑、越窑、龙泉窑、建窑、湖田窑、耀州窑、吉州窑……,真可谓神州大地无处不窑火,一派兴旺繁荣的制瓷业景象。而且各具特色,个性鲜明,不断创造出新的艺术品种和审美情趣,为华夏民族——乃至整个人类的陶瓷发展史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


唯独北宋时期的官窑瓷器,给后人的印象如惊鸿一瞥般地匆匆乍现,又倏然离去。“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南宋人叶寘所撰《坦斋笔衡》中的这条记述,是有关北宋官窑之说最早见诸史料的记载。由此算来,即使从政和元年开始建窑算起,到靖康二年北宋灭亡,北宋官窑存世也不足二十年。(请参阅本书后面【附表二】:《宋朝年号表》)


宋代的瓷器,都是以其产地的所在州县名称来指代瓷器的。如“汝窑”、“定窑”、“越窑”等等,既可理解为汝州的窑厂(场)、定州的窑厂(场)、越地的窑厂(场)等,同时又指代产地的瓷器,可理解为汝州产的瓷器、定州产的瓷器、越地产的瓷器……。所以上述《坦斋笔衡》中的“官窑”一词,我们可以理解为“官办窑厂”,又可以理解为指代“官窑瓷器”。不论是理解为“官办窑厂”,还是指代“官窑瓷器”,千百年来,由于相关史料的匮乏,没有人怀疑北宋官办窑厂(或官窑瓷器)创始于宋徽宗的政和年间这一记录的可靠性。《坦斋笔衡》中的这条记录在中国陶瓷史上影响深远,已成定论。


这真的是北宋官窑瓷器的整个生命年限与全部史实吗?


历史走到今天已逾千年,以物证史的机遇期已经出现,笼罩在迷雾中的南北两宋官窑瓷器的真容业已渐显。本书将抽丝剥茧般地层层深入,最终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宋代官窑和官窑瓷器将是一个全新的概念。


那么,我们就从宋徽宗的政和年间说起——



第一章:北宋祭礼瓷器之谜——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一)


北宋政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的这一天,徽宗皇帝颁发了一份足以影响后世每个皇朝重大祭祀活动的诏书。也正是这份诏书,为后世探寻北宋官窑诸多扑朔迷离的悬案打开了一条狭窄的门缝。诏书曰:


“……奉御笔:礼以辨上下、定民志。自秦汉以来,礼坏不制,……比裒集三代鼎、彝、簠、簋、盘、匜、爵、豆之类凡五百余,载之于图○其制作而所尚之象,与今荐天地、飨宗庙之器无一有合。去古既远,礼失其传。夫祭以类而求之,其失若此,则岂能有格乎。已诏有司悉从改造。若宫室车服冠冕之度、昏冠丧葬之节、多寡之数、等杀之别,虽尝考定,未能如古,秦、汉之弊未革也。夫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今无礼以齐之而刑施焉,朕甚悯之。可于编类御笔所置礼制局,讨论古今沿革,具画来上,朕将亲览,参酌其宜蔽。自朕志,期在必行,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庶几先王,垂法后世。”(见《宋朝事实·卷三》)


滥觞于远古先民的祭祀活动,自有国家以来一直被帝王尊崇为国祭大典,帝王们无不将《左传·成公十三年》中“国之大事,在祭与戎”之语奉为圭臬。简单的说,“祭”——祭祀天地神祇以及先祖的亡灵。主要为了达到这样三个目的:


一,以期与天地诸神灵和先人的亡魂和谐相处并求得庇佑;二,宣扬“君权神授”的思想观念,用以维护统治者的权威;三,在尊天礼地之最高礼仪的规范下制定国内的社会道德规范,以及尊卑贵贱的等级地位。至于戎”,就是强军护国。“祭”与“戎”乃治国要略,“祭”对内,“戎”对外。中国的历史始终贯穿着一部祀神祭祖的历史,几千年来维护封建社会秩序的各种法律条文和道德礼仪行为规范,都是在遵循着祀神祭祖这种祭祀礼仪制度的大前提下制定的。



大宋皇朝自然也遵循古制,太祖皇帝受天眷命,肇造宋室,建隆初郊,先享宗庙,乃祀天地。自真宗以来,三岁一郊,必先有事景灵宫享太庙,乃祀天地,此国朝之礼也。”(文献通考·郊社考四》) “建隆”是宋太祖赵匡胤建国的年号,历代帝王打下江山首要之事就是要祭祀天地祖宗。“建隆初郊”就是这个意思,历朝历代概莫能外。只是从晚清时期到民国、再到建国后的这一百多年里,国祭大典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以至于对今人来说,显得那么生疏而遥远。



皇帝举办作为最重要国事活动的祭祀大典,主要场所有两个,一个是在郊外,祭祀的对象是以昊天大帝和皇地祗为首,配祀日月、星宿、山川、林泽、社稷等大小百神,称为郊祭。郊祭又分南郊祭天,北郊祀地。《文献通考·社考一》云:“莫尊于天,莫重于郊祀。”各种祭祀活动中以南郊祭天为重、为大。


还有一个祭祀场所是在皇宫中最崇隆的大殿里,称之为明堂。明堂祭祀的对象也是以昊天大帝和皇地祗为首,但配祀则有区别,配祀的是五帝、本朝列祖列宗、前朝历代帝王、于国家有大功的文臣武将、以及忠义贤良之士的亡灵。


除此之外,还有根据不同的时势举行的各类祭祀活动,例如逢丰年祭谷神;遇旱涝等不同灾年,则祭祀雨神、龙神、江河等神祇。


有时候在南郊合祭昊天大帝和皇地祗等众神。从本书后面的【附三】中可以看出宋代都在南郊合祭。又由于种种原因,有时候将郊祭的内容全都移至明堂合祭。不论分祭还是合祭,因时而易,都是国家大事,经由皇帝与群臣廷议后慎重决定的。每次国祭大典,供奉的神祇和亡灵的牌位总数少则数百个,多达一千几百个牌位。前面文献通考·郊社考四》中提到,北宋“自真宗以来,三岁一郊”成为制度。


再从精神思想层面上考量祭祀文化的内涵,我们不应回避这样一个史实,即人类的文明进程始终是在神灵的陪伴下一路走来,任何民族都不能例外。中国古代自有文字以来记载着从黄帝到老子、庄子、墨子等先哲们孜孜以求一个与大自然、与神鬼和谐相处的理想国度,但并没有将其中的某位神塑造成主宰宇宙、人生的命运之神,而是认为天、地、人三极之间,人也占有一极。对各种神或鬼予以祭祀供奉,尊崇礼敬,强调人类要与天地之间的万物和谐相处、与冥冥中的神鬼和谐相处,这就是祭祀文化中蕴含着的尊天礼地——即发轫于远古先民、成熟于先秦的华夏民族天道哲学理念。这种天道理念对以后汉民族的精神思想和文化艺术等诸方面的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再回到宋徽宗的政和年间。我们可以上面这段诏书中了解到,徽宗皇帝有感于自秦汉以来,礼崩乐坏,大多数礼仪制度已经失传或者变样,现在所用的祭祀礼器与先秦时期的祭祀用具完全不一样了,严重到了“无一有合”的地步。因此,徽宗皇帝欲按夏、商、周三代的古制恢复并革新祭祀用礼器,革除秦汉以来之弊端。而祭祀礼器应崇尚古制,于是发布诏书,向民间征缴先秦以前的各类青铜礼器。朝廷成立了礼制局,改革郊庙祭祀用礼器以及凡所有祭祀大典的“宫室车、服、冠冕之度”;以及凡涉及全国官绅士庶的“昏、冠、丧葬之节;多寡之数、等杀之别”等等一系列相关的礼仪规制。君臣一起讨论,最后由徽宗皇帝亲自定夺。


徽宗皇帝雄心勃勃,以期“革千古之陋,以成一代之典,庶几先王,垂法后世”,为此他投入了大量的人力、财力,其本人也为此倾注了不少的精力。终于,改革成功,建立起一套新的祭祀礼仪制度。后来将这次的革新成果编撰成《政和五礼新仪》一书,并在全国推广。该书内容尊崇古礼的同时又多有创新,后世历朝国家祭典礼仪规制多以本书作为范本加以参照施行。



现在,让我们索性打开这扇历史之门,走进去,顺着徽宗皇帝改革祭祀礼仪制度这条线索继续深入,去一探宋代官窑瓷器的究竟。


又见《宋朝事实·卷五》记载:“政和三年十一月六日,宋徽宗南郊赦文:……‘陶匏象性,牺牷贵诚。奠苍璧以礼神,秉玄圭而拜贶。器协商周之制,乐兼韶濩之纯。’”


笔者试译:北宋政和三年十一月六日,徽宗皇帝在城南郊外祭天时的赦文:“……采用陶(瓷)制造礼器是象征天地之本性,供奉的牺牲贵在意诚。祭奠用苍璧以表示礼敬天神,秉持青圭而礼拜祝祷。礼器等同商、周的规制,礼乐兼具《韶濩》之雅纯。”


这里出现“陶匏”字样。探究宋代官窑瓷器,或研究中国的古瓷,兼之了解一些瓷之祖——陶器的起源大有裨益。


笔者以为,人类的文明进程,从石器时代走向青铜器时代的过程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环节,这就是陶器的诞生。


2003~2005年,中美联合考古队在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进行考古发掘,系统采集了该遗址碳十四测年样品,确定此处陶器出现的时间约为距今一万八千年。除此之外,我国江西万年县仙人洞遗址发现的两万年前的陶器,被美国《考古学》杂志评为2012年十大考古发现世界最早陶器。


这一发现,标志着人类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历程,终于破天荒地使用上了自己发明创造的盛放和蒸煮食物的器皿,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突破!人类的文明从这一刻起进入了启蒙期。


为了茹毛饮血一路艰辛走来的我们大中华各民族共同祖先的荣光,笔者不得不再多说几句。


西方学者认为,判定人类文明的出现有三个标准,除了文字的产生,国家制度的建立之外,其中最重要的前提条件是城市的出现。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与“文明”一词相对立的词是“野蛮”、“蒙昧”,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标志之一。当远古时期的人类开始创造出工具,进而萌发出宗教的(如神鬼信仰)、哲学的(如思考人从哪来、到哪去?以及与万物的关系)、艺术的(如远古的岩画、彩陶画)意识的时候,毫无疑问,人类在这个时间节点上便启动了文明的进程。


中华民族的远祖早期活动的物证,除了两万年前的陶器之外,还在河姆渡文化遗址(7000年前)、仰韶文化遗址(6000年前)、良渚文化遗址(5000年前)中发现了陶制的钵、盘、盂、壶、鼎等器物,以及原始的麻布残片、稻谷和骨质乐器等,这些遗存古物,都是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的实物证据。纵使这时的人类仍处于莽荒时期或原始部落时期。


至于城市的出现,则证明人类在科学技术层面已经发展到了一个较高的物质文明阶段,进入了物质方面较为丰富的“城市文明时期”,这并不能包含文明一词所赋予的哲学的、宗教的、文化的、艺术的等等有关精神文明层面的各个领域,故而不能将城市的出现视为人类文明的源点。


中国现代考古学奠基人之一、中科院院士夏鼐先生在其《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说:“……一般学者仍以为小屯殷墟文化(笔者注:中国商朝晚期都城遗址,距今约3100~3400年)便是中国最早的文明。有人以为这便是中国文明的诞生。我们知道小屯殷虚文化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如果这是中国文明的诞生,这未免有点像传说中老子,生下来便有了白胡子。所以有些人以为中国文明是西来的,是把近东西河流域成熟了的文明整个拿过来。这是中国文明西来说者用最简单的办法以解决中国文明起源这一个复杂问题。”


诚如夏老所言,人们尽可把城市出现之前的人类文明进程称之为“莽荒文明时期”或“原始部落文明时期”,恰当的称谓可由史学界来界定,但不能将城市出现之前的人类在启蒙时期的文明进程全部阉割掉。


纵然前辈夏老用自己毕生的田野考古成就否定了西方学者的人类文明起源学说,证明了华夏文明的源远流长,然而笔者不无遗憾地看到,夏老的观点面对西方学术界的话语权显得过分微弱了,以至于国内一些知名学者也不作采信而拱手相让本民族文明起源的话语权;以至于夏老阐述自己国家的文明起源这类重大问题是被邀在日本的演讲。《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即是这次的演讲稿,先是在1983年被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直到1986年夏老去世14年以后的2009年才在国内出版。


(待续)

最后编辑葛世雄 最后编辑于 2019-10-21 13: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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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章:北宋祭礼瓷器之谜
                                        ——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二)


再回到本章的主题。《唐会要·卷十七》载:“祭祀之典,肇于太古。人所饮食,必先荐献。”肇于太古的祭祀活动即是宗教的启蒙,且每饭必先荐献神明。故而笔者有理由推断,肇始于太古而又延续数千年甚或逾万年的祭祀活动中的华夏先祖们首先想到的是:这么美妙的器皿(请莫以今人的标准衡量)和盛放在器皿中的佳肴(亦请莫以今人的标准衡量),应该供奉给庇佑着他们子嗣绵延不绝一路走来的天地大神与先祖们的在天之灵。
这就是历代国祭大典,以及华夏礼仪之邦的源头所在。


于是,我们应该面对这样一个史实:承载着华夏文明发展特殊印记的陶、玉和青铜的起源都与远古时期华夏先民的祭祀活动息息相关。


文献中的“陶匏”一词,最早是指殷商时期陶制的一种壶。后来又泛指所有陶制的鼎、尊﹑簋﹑豆、俎、壶等祭祀礼器。及至早期青铜时代的青铜礼器,都能在远古的陶器中找到与之相对应的祖型,这恰好能印证笔者对远古先民祀神祭祖的推论。


到了北宋时期,更先进的瓷质器皿已经全面取代了陶器,徽宗诏文中的“陶匏”即指代祭祀大典中的瓷质礼器。而“陶匏象性”又该作何解?请看先秦文献《礼记·郊特性》所载:


“天子适四方,先柴,郊之祭也;迎长日之至也;大报天而主日也。兆于南郊,就阳位也;扫地而祭,于其质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也。”


译文:天子尽职守护四方疆土,首要事务是筑坛燔柴,这是在南郊祭祀天帝等神祇也;是为了冬至这一天过去后迎接长日头也;是为了虔心回报昊天大帝主管太阳也。选择在南郊祭祀天地诸神,是因为南方属于阳位;清扫地面而行大礼,取意顺从大地之本质;祭祀所用的器皿是陶土制成的,这是效法天地的自然本性。


编撰于两千年前西汉时期的《礼记》一书是汇集了我国古代夏、商、周以来有关祭祀礼仪制度的文献之源头。冬至这一天,太阳直射地面的位置到达一年的最南端。也就是说,冬至日阳光照射到北半球最倾斜,越往北日照时间越短。冬至过后,太阳直射点又慢慢地从南回归线向北回归线移动,日照时间又渐渐延长。对古人来说冬至这一天特别重要,故而先秦时期曾以冬至日为新年之首日。而如前述及的所有祭祀活动中古人认为“冬至圜丘,祭中最大。”(见《唐会要·卷九上·杂郊议上》)于是,冬至这一天在南郊筑坛祭祀昊天大帝是历代帝王千古不易最为隆重的祭礼制度。


了解了这份先秦文献后,再回过头来说宋徽宗的“陶匏象性”。


所谓南效赦文,是郊祭时大赦天下的文告。宋徽宗南郊祭祀时宣读的赦文中“陶匏象性”这一词组便是上面《礼记·郊特性》中“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的精简句式,是徽宗皇帝首创。


这里提请读者注意,中国古代的祭祀活动是本书研究宋代官窑瓷器的切入点,故而了解我国数千年来有关祭祀文化的概况,以及宋徽宗“陶匏象性”一词所蕴含的内容很重要,这既是本章介绍北宋官窑和御瓷的关键所在,也是本书的文眼。


自积弱积贫的晚清到战乱频仍的民国,再继之新中国成立后的舆论宣传又是以无神论为主。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岁月里,国人对先祖祀神祭祖的传统越来越疏远而陌生,故而笔者开篇多着笔墨,便于后面展开。


笔者在写作此书查阅宋以前有关祭祀礼仪的古籍文献的过程中,不时有“陶匏”、“器用陶匏”之类词语映入眼帘。即使在北宋早期编撰的《乐府诗集》里,其中某些郊庙歌辞中也能看到有关陶匏的记述。《乐府诗集》是一部汇集了秦汉以来乐府诗歌的总集,该书卷帙浩大,涉及面极广。我们不妨进一步领略一下古人的祭祀场景,以期读者能进一步加深对我国古代祭祀文化的印象,这亦有助于理解本书后面的论述。《乐府诗集·郊庙歌辞四》载:


“周祀方泽乐:降神及奠玉帛,并奏《昭夏》,初献奏《登歌》,舞词同圆丘,望坎位奏《皇夏》。


《昭夏》:报功阴泽,展礼玄郊。平琮镇瑞,方鼎升庖。调歌孙竹,缩酒江茅。声舒钟鼓,器质陶匏。列荔秀华,凝芳都荔。川泽茂祉,丘陵容卫。云饰山罍,兰浮泛齐。日至之礼,歆兹大祭。”


我们仿佛看到了古代冬至日国祭大典中一个生动隆大的场景:祭坛上堆积得高高的燔柴烈焰升腾上达天庭。陈列着的方鼎、陶匏等各种礼器中盛满佳馔美酒,浓郁的馨香以飨神明。奉上玉帛的同时钟鼓齐鸣。有司载歌载舞,唱诵起迎神曲《昭夏》的敬辞妙音……


这首郊庙歌辞中出现的“器质陶匏”就是陶制的礼器。


有宋一代,甚至在整个华夏民族的国家祭祀史中,徽宗皇帝本人对国家祭祀礼仪制度的创新改革投注的精力和财力都是空前的。在现存的正史、杂史等各种史料中,记载他在这方面活动的内容很多。徽宗发布诏书征集古代的青铜礼器之后,还引发了民间的金石收藏热和遍及全国的盗墓潮。他与他的群僚们参阅大量前朝遗存的有关祭祀礼仪的文献资料和青铜礼器等实物,细审图稿,依据古制精心研制了大批礼器。文献还记录下他们对祭祀活动中各种仪式的详尽要求。不同的祭祀对象有着不同的祭祀等级规模,连器物摆放和人员站立的位置都附有图录,各种礼器的名称也无一遗漏地记录下来:鼎、彝、爵、罍、簠、簋、壶、登、尊、盘、斝、匜、洗、俎、豆、笾、篚,等等。上述各种礼器的名称中,笾、篚这两种竹制的礼器也特别著录在案。盛放在这些祭祀器皿中数十种佳僎珍肴的名称也一一罗列,(请参阅本书后《【附四】:宋徽宗朝祭祀用礼器数量和祭品名称》)并在不同的祭祀活动中反复出现多次。各类文献中甚至连铺在地上的草席也没有忘记载入史册,还指明必须使用哪种草编织。当然也不会遗忘记录下在大典中使用的珍贵的玉器。而被后世的人们视为珍宝的北宋官窑瓷器,笔者在北宋以及北宋以前有关祭祀的文献中,只觅得有限的那么数次,一个孤独的词——陶匏。如前所述,某朝某代某位皇帝的祭祀文献中也曾偶然出现过“器用陶匏”之类的字样,使得我们了解到前朝皇帝的祭祀大典中确实出现过陶(瓷)质礼器。除此之外,就是宋徽宗的“陶匏象性”一词。


“陶匏象性”!原来徽宗皇帝在政和三年十一月六日的南郊赦文中,向天地大神报告:(我虔诚地)奉上陶匏(瓷质)礼器,用以象征天地之本性!


事物的本质原来如此简单:徽宗朝的北宋官窑瓷器都是祭祀天地间神祇以及列祖列宗等亡灵的礼器。这批瓷质礼器与青铜礼器一样具有无比的神圣性。


徽宗皇帝从政和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发布昭书,开始要求将宫中各种青铜器的形状都画上来,由他亲自审定,到同年的十一月六日,仅仅三个多月以后,徽宗皇帝在城南郊外祭天时的赦文中赫然出现了“陶匏象性”一词,即国祭大典中使用瓷质礼器。


再看《宋朝事实·卷五》下面这段记载:“十一月十日南效赦文:‘豫饬司存,肇新器用。……设陶匏而尚质,肃茧栗以贡诚。’”
译文:十一月十日南效赦文:“预先命令礼司官员,创新(各种)礼器用具。……制作了瓷质礼器而(比古时)更显高贵的品质,庄重地献上牛犊以表敬贡之诚。”


《宋朝事实·卷五》中没有记载这是哪一年的“十一月十日”。笔者却在《文献通考·卷七十二·郊社考五》中查阅到“徽宗在位二十五年,南郊八……政和三年十一月六日、六年十一月十日……”。由此考证出《宋朝事实·卷五》中的“十一月十日”是徽宗朝政和六年的冬至日,即按照真宗三年一郊的规定,徽宗皇帝这一年依循祖制举行了郊祭。(请参阅本书后《【附三】:宋朝历代皇帝南郊与明堂的次数》中记述宋徽宗南郊的条文)


如果我们先前还有疑惑,认为政和三年十一月六日的那一次郊祭时由于时间紧迫,“器协商周之制”尚留有不足之处,未能尽如古制,那么,三年后的政和六年南郊赦文中记述“肇新器用”,则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这里使用的都是经过革新的铜质和瓷质的礼器。意味着瓷质礼器与青铜礼器从发布诏书的“荐天地、飨宗庙之器无一有合”,到全面“肇新器用”,使之符合商周时期的礼制,完成了革古鼎新!


《宋朝事实》一书是南宋人李攸所著。上面这两条见于该书的记载,说明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尽管青铜礼器仍然是盛放祭祀肴馔的主角,但仍需依循古制——“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所以南郊祭典中陶匏(瓷质)礼器不可或缺,宋徽宗改革创新的瓷质礼器已经在国家祭祀大典中投入使用了。


正如笔者前面提到的,华夏先祖创制的第一批青铜器的形状就是效仿陶器的结果。而今徽宗皇帝与其臣工们又将青铜礼器的神韵重新移植到瓷器上来,将先秦文献中“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之语蕴含着的深邃天道理念发扬光大,一直追缅远古先祖到进化启蒙的源头。


(待续)
最后编辑葛世雄 最后编辑于 2019-10-21 13:08: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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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北宋祭礼瓷器之谜

              ——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三)

请见图1-1——图1-8


特别说明:为便于读者更直观地了解这些遗存古物,本书所列各图,每件瓷器名称后面的括号内,皆附有该遗存古物以g(克)为重量单位和以cm(厘米)为长度单位的具体规格。又由于这些具体规格具有唯一性的特征,也成了该物件最佳的防伪标志。

图1-1:北宋祭礼瓷蟹青釉贯耳扁壶1034g×高24cm      


图1-2;北宋祭礼瓷褐黄釉八棱戟耳尊965g×高23cm                                      


图1-3:北宋蟹青釉祭礼瓷三足弦纹方耳鼒(473g×口径10cm)

        

1-4:北宋土黄釉祭礼瓷三足弦纹方耳鼒(460g×口径10cm


1-5:北宋祭礼瓷蟹青釉瓜棱盘(1161g×口径25cm


图1-6:北宋祭礼瓷蟹青釉花口盘(1295g×口径25cm)




图1-7:北宋祭礼瓷褐黄釉四足琮式尊(1141g×高22.5cm

图1-8:北宋祭礼瓷褐黄釉蚰龙耳束口圆簋(477g×口径7cm)


难怪一代又一代的宋瓷研究者和史学家们认为宋代的官窑瓷器有三代鼎彝之遗韵,原来北宋的官窑瓷器全部脱胎于夏、商、周时期的青铜鼎、彝、尊、簠、簋、豆、觚、壶等祭祀用礼器。今人称之为“弦纹瓶”、“贯耳瓶”、“双耳炉”等的宋代官窑瓷器,都是大宋皇朝的尊、壶、簋、瓷质礼器。


鼎被视为国之神器,《毛传》云:“大鼎谓之鼐(nǎi),小鼎谓之鼒(zī)。”又,《现代汉语词典》:鼒,口小的鼎。


这些祭祀用瓷中,有底款阳刻篆体“官”、“汴京官窑”字款的,也有没底款的。


有一种观点认为称开封府为“汴京”,是北方的金国皇朝将京都南迁至开封后才开始出现这个称谓的。金国迁都一事发生在公元1214年,即南宋中期宁宗皇帝的嘉定七年。如果这种观点成立,则不论北宋人或南宋人著文都不会使用“汴京”的称谓,那么如图所示的瓷器就不是宋代的,有可能是金朝的都城南迁到开封后,建成官窑烧制金国皇室用瓷。事实上,这个推理不成立。


南宋人岳珂,其所撰《桯史》一书是专门记叙两宋人物、政事、旧闻等的笔记类著作,此书史料价值颇高,为历代史家所重视。《桯史》共十五卷,都由一个个独立的小故事组成。卷一中讲诉了一个宋太祖取得天下后初建京都的故事,名字就叫“汴京故城”,文章起始又出现“汴京”二字:“开宝戊辰,艺祖初修汴京,大其城址,曲而宛,如蚓诎焉。……”。


作者岳珂乃抗金英雄岳飞之孙,与金国有血海世仇,他在《桯史》一书中对秦桧多有挞伐,在另一篇文章中言及金国正隆年间的事时,还要加上一个“伪”字,如“金国伪正隆丁丑春二月”云云。纵使正隆年已经是金朝建国半个世纪了,岳珂从感情上仍然不承认金国存在的合理性。再说金国迁都一事发生在公元1214年,其国力已现颓势,再过十余年便灭亡了。


岳珂是年三十一岁,如果“汴京”的称谓始于金国将都城南迁到开封的话,可想而知,岳珂愈加会将“汴京”二字视作一种耻辱,著书行文论及大宋开国之君建都之事岂会使用“汴京”的称谓呢,完全可以改用“故都京师”、“开封府故城”等其它的称谓。由此可证“汴京”一词并非始于金朝人迁都后才使用,而是宋朝人一直在使用着。


读者还会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更多的证据,进一步证明“汴京官窑”是北宋官窑瓷无疑。


这批瓷器中为什么又有没底款的呢?


笔者尝试给出答案:这批瓷器的唯一用途是供皇帝在国祭大典中使用,只限制在皇室的官窑里烧造,其神圣性毋庸置疑,当时的人们都怀着极其庄重而崇敬的心情来看待祀神祭祖的,这些祭祀用礼器具有无比的神圣性,民间无人会擅自烧制和使用。皇家御窑为了省事,大部分同类瓷器都不加底款了。


这类瓷质祭祀用瓷,不是古代文献中没有记载,只是古籍中没有详细说明鼎、簋、尊、豆等祭祀用器中哪些是青铜材质的礼器,哪些是陶(瓷)质的礼器。这也怨不得古人疏忽失责,古人万万没有想到后世的人们会彻底抛弃传承了数千年的国祭大典,忘却了这类瓷质器皿的“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的真正用途和重大意义,于是将瓷质的鼎、簠、簋、尊、豆、壶等祭祀用礼器误认作香炉、花瓶之类陈设器或日常实用器皿,实是作为传承者的我们将传统文化丢失得太多,对先人“国之大事,在祭与戎”的“”日渐生疏之故。


本书从这里开始,拟将这类特殊用途的宋代官窑瓷器统称为“北宋祭礼瓷器”,或简称为“祭礼瓷”、“祭瓷”、“礼瓷”等皆可。


图中所列的这类优质官窑瓷器都是宋徽宗皇帝创制的祭礼瓷器。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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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北宋祭礼瓷器之谜

——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四)

众所周知,后人已将北宋官瓷独有的特征形象地总结为“紫口铁足”、且釉面具有大开片的“鳝血纹”。笔者案头摆放着各种造型、不同颜色,又都具有釉面呈“鳝血纹”大开片和“紫口铁足”典型特征的北宋官窑瓷器。见图1-9——图1-14


这里,既有“汴京官窑”款,又有“修内司”款,合理的推论就是北宋皇室烧制祭礼瓷的窑务隶属修内司管辖,之后的南宋修内司窑务,只是沿袭前朝旧制罢了。至于为什么宋徽宗在祭礼瓷器中要有大开片纹饰,且具“鳝血色”,这还得到祭祀文化的源头去寻找答案。


先秦文献《周礼·大宗伯》云:“以血祭祭社稷”。即用鲜血祭土神和谷神。先秦时不仅使用动物的血,还有用人血作为祭品。祭祀场面往往显得很血腥恐怖。这是因为祭祀之典,肇于太古。人所饮食,必先荐献。未有火化,茹毛饮血,则有毛血之荐。”(《唐会要·卷十七》) 宋徽宗倾心竭力改革礼制,一个重大原因就是如其诏书中所说的“去古既远,礼失其传


又见《礼记·郊特牲》云:“有虞氏之祭也,尚用气;血腥爓(yàn)祭,用气也。……血祭,盛气也。祭肺肝心,贵气主也。”远在尧舜时期的祭祀就崇尚用血腥气、烧烤的,汤煮的肉香味。……用血祭神,因为血气最主旺盛。用肺、肝、心作为祭品,是源于这些器官的血气特别旺盛的缘故。


图1-9:北宋祭礼瓷豆青釉六棱贯耳扁壶 626g×17.5cm


          

图1-10:北宋祭礼瓷豆青釉虎耳尊773g×17.5cm)  

图1-11:北宋祭礼瓷豆青釉六足六方尊1607g×24cm              


1-12:北宋祭礼瓷土黄釉六足六方尊1669g×24cm

  

  

图1-13:北宋祭礼瓷豆青釉弦纹贯耳壶(818g×17.5cm)  


图1-14:北宋祭礼瓷土黄釉虎耳尊(765g×17.5cm)


早在宋徽宗前,其父宋神宗元丰三年制定郊庙礼仪时,有大臣就认为:“不用血祭,皆违经礼。请祭社稷以埋血为始。郊天先祭血,次荐腥,次荐焰,次荐熟。”(《文献通考·郊社考十五》) 将血祭排在各种祭品之首,足见对血祭的重视程度。又,先秦文献《礼记·祭法》载:“燔柴于泰坛,祭天也;瘗埋于泰折,祭地也。”祭天要筑起泰坛燃烧柴堆,祭地则要将祭品连同祭器瘗埋,鲜血沁入土中浑为一体,示诚于大地之神。


祭礼瓷釉面肥厚润泽,历经千年仍鲜亮如新,且以土黄色居多数,这是大地的颜色,完全符合《礼记》中“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的要求。而祭礼瓷器中的各种大小开片的“血色”,即象征沁入土中的鲜血。


先秦文献还有“苍璧礼天,黄琮礼地”之说,即碧玉制成的璧用以礼敬天帝;黄玉制成的琮用以礼敬地皇。我们或可得出这样的结论:天青色又具血色大开片特征的祭礼瓷器,主要用于祭祀以昊天大帝为首,配享日月、星宿、四季、风雨雷电等神明;土黄色又具血色大开片特征的祭礼瓷器,则主要用于祭祀以皇地祗为首,配享山川社稷等诸神。黄釉,且具血色开片纹饰的祭礼瓷,亦应适于祭奠列祖列宗。


这就是说,经由宋徽宗改革礼制,既期求“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又经由革故鼎新再次突破,创造了这批含有“血色”的祭礼瓷,被赋予了新的意义,与“苍璧礼天,黄琮礼地”相配合而成就了“青瓷礼天,黄瓷礼地”的国家祭典重器。


请读者注意,上面这组带“鳝血纹”的图片中,图1-10与图1-14、图1-11与图1-12,是两组器形等无差别,唯釉色各异。此外,前面图1-3与图1-4亦复如是。这几组祭礼瓷皆是徽宗皇帝“青瓷礼天,黄瓷礼地”理念之体现。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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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北宋祭礼瓷器之谜

                                   ——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五)


徽宗皇帝对祭礼瓷的改革与再创造并没有就此止步。请继续欣赏下面图1-15——图1-21所示各瓷。


中国是个历史久远的农耕国家,沿袭至北宋已历经数千年。历代帝王以农为本,以农立国,极其重视农耕生产。这批祭礼瓷中的褐黄釉配鳝血纹饰则如前所述,是象征沁入土中的血色,而叶绿釉祭礼瓷,则隐喻着祈望得到昊天大帝与皇地祗,以及所有天地间诸神、列祖列宗的庇佑,年年谷稼丰稔,国泰民安。这里的叶绿釉色,是象征着大地郁郁葱葱,充满生机。


这组祭礼瓷的釉层特别肥厚,手感极佳。“血色”较前图1-9至图1-14的祭礼瓷亦更为清晰。其中的图1-15与前图1-11、12的祭礼瓷之器形完全相同,大小亦相近。由于图1-15所示的六足六方尊釉面特肥厚,故而其棱角处较之前两款之六足六方尊的棱角显得圆润了许多。


1-17与图1-18是一组器形相同而釉色各异的祭礼瓷。


图1-20与图1-21所呈现的,是图1-18之象耳尊颈部处一极细微的小黑点,在500倍电子显微镜下观察到胎土中的其它物质经漫长岁月从釉薄处析出的现象。


图1-15:北宋叶绿釉祭礼瓷六方尊 (1033g×21cm)      


图1-16:北宋褐黄釉祭礼瓷琮式尊 1239g×21cm


图1-17:北宋褐黄釉祭礼瓷象耳尊 1095g×22cm      


图1-18:北宋叶绿釉祭礼瓷象耳尊998g×22.5cm


1-19:北宋叶绿釉祭礼瓷高足羊首方尊(1271g×22.5cm


图1-20:图1-18之象耳尊局部图    


这组叶绿釉和褐黄釉祭礼瓷存世极少,史籍中更不见涉及,故而尚未被广大藏家所熟知。


从传承下来的宋人传记笔记等著述中可得知,有宋一代文人雅士多好古,尤其是前朝的鼎彝等青铜礼器颇受青睐。中国最早的两部有关青铜器研究的专著就出之北宋。《集古录》,由欧阳修父子先后编撰而成;《金石录》,由赵明诚完成大部分,其妻——有“中国第一才女”之称的李清照最后完稿。他们收藏的鼎彝之器自然不在少数。而有“艺术皇帝”之誉的徽宗皇帝更不待言,早在大观初年便敕命编纂历代青铜礼器图录,一直到书成的宣和年间,历经约十年时间终成《宣和博古图》一书。书中收录宫藏历代鼎彝之器839 件。这些青铜器无疑是宋徽宗精挑细选的,也是恢复古制革新礼器型制的重要成果。历史给了徽宗皇帝和他的臣僚们这一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们一次机会,集体研究讨论,最后由艺术皇帝徽宗拍板定型。从上面展示的三批祭礼瓷器来看,他们在不断地进行再创造,这些祭礼瓷器也是北宋这一代艺术家和御窑场那些窑工们共同的智慧结晶。


后面,我们还将看到宋徽宗带领他的臣工们对祭礼瓷进行再次创新,使之达到一个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


远古时期人类最初的杰作——陶器,经数千、上万年漫长的发展演化过程,到了宋代,我们的祖先终于寻找到最合适的土质和制作工艺,再通过高温玻化,如蛹蜕变成为瓷器。这一类优质祭礼瓷器的各种造型缘于青铜器,却少了一份青铜器的阴冷狞厉之气而有所创新与突破,将祭礼瓷器这种华夏文化独有的简约洗练、端庄古雅、沉穆凝重的瓷艺造型特征推向了极致。集中体现了中国古代从夏商周一直到汉唐、到宋代的祭祀文化中蕴含着的尊天礼地——即天道哲学理念和造型艺术的审美取向。


明代宣德皇帝拟将异域进贡的珍稀风磨铜浇铸一批铜香炉,作为供器派送全国重大佛庙道观,用以供养佛菩萨、神仙和历代圣贤们,也曾在宋徽宗主持编撰的《宣和博古图》和当时的大明皇宫所藏的宋官窑瓷器中挑选器形。由此可知宋徽宗制定的这个礼器形制所凸显的美学特征对后世造型艺术的发展有着深远影响。


行文至此,一切叙述似乎都在指向南宋人叶寘“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的记述正确无误,然而笔者仍不免心存疑惑:先秦至汉唐以来的文献中都曾有郊祭用陶(瓷)礼器的记载,难道自宋太祖建隆年初郊以后,后又“自真宗以来,三岁一郊”,一直到宋徽宗政和年之前的诸帝在这一百多年里,疏忽或忘却了“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的意义,国祭大典中都不曾使用过瓷质礼器么?莫非是宋徽宗改革祭礼制度的同时始建官窑,开创了宋朝祭祀大典中器用陶匏的先河?

(待续)

最后编辑葛世雄 最后编辑于 2019-10-24 08:3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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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北宋祭礼瓷器之谜


                       ——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六)


于是,笔者越过徽宗的政和年间,上溯北宋史实,去进一步了解前朝诸帝的祭祀活动,不论有无用到瓷质礼器,一探究竟还原史实是很有必要的。


从《文献通考》中得到下面四条有关器用陶匏的记载


第一条:“徽宗大观四年,议礼局言:‘太常祀感生帝、神州地祇仪注,牲用茧栗,席用藁秸,已合古祀,而所用之器,与宗庙同,则为非称。请改用陶匏。’”(见于《文献通考·郊社考十一》)


这里记述的是,到了徽宗朝的大观四年,议礼局上奏徽宗:祭祀感生帝、九州大地之神的各方面事物都符合古制了,只是所用器皿不相称,又提出建议改用瓷质礼器。


大观四年之后,徽宗改年号为“政和”。也就是说大观四年是在叶寘文中所述及的“政和年间,京师自置窑烧造”之前,更在政和六年南效祭祀文中提到“肇新器用”之前。大观四年已经有人向宋徽宗提议“请改用陶匏”。那么,这里改用的“陶匏”应该是政和年以前烧制的未经改革创新的祭礼瓷。


循着文献继续上溯史实。得到第二条:哲宗皇帝在元祐年间与大臣廷议北郊祭祀地皇之礼时,程颐提议:“凡物皆尚纯,藉用藁秸,器用陶匏。”(《文献通考·郊社考九》)


宋哲宗是徽宗之兄。哲宗朝的大臣程颐提议所有的祭祀器具要崇尚质朴,用草席和瓷器,用以象征天地之本性。至于后来哲宗皇帝是否采用这条建议,文献没有进一步记载。既然皇帝与大臣们要商量商量,说明前朝的老祖宗们没有定下规矩,皇帝在祭祀时瓷质礼器可用可不用,是徽宗皇帝改制成功后才有了郊祭用瓷的定制。其子赵构在杭州建立南宋皇朝后沿袭不辍,此是后话。


继之第三条:神宗皇帝在元丰六年,“详定礼文所仪:……郊之祭也,‘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椫用白木,以素为质。今郊祀簠、簋、樽、豆皆非陶,又用龙杓,未合礼意。请圜丘、方泽正配位所设簠、簋、樽、豆,改用陶器。”(《文献通考·郊社考九》)


宋神宗乃徽宗之父。认为郊祭中使用的簠、簋、尊、豆都不是陶(即瓷器),不合礼意,这里明确记载改用了瓷质的簠、簋、尊、豆等礼器。


第四条:“神宗元丰三年,详定郊庙奉祀礼文所言:……荐血之器,礼所不载。唐崔沔议曰:‘毛血盛于槃。’《宋书·志》:‘南郊,以二陶豆盛毛血。’”(《文献通考·宗庙考八》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宋国,先秦时期有一个诸侯国称为宋国;东晋以后南北朝时期有个刘姓宋国(公元420-479);还有就是本书叙述的赵姓宋国。文中引用的《宋书》,是一本记述南北朝时期的刘姓宋王朝的纪传体史书,不是笔者正在讲述的赵氏宋皇朝。记载赵氏宋皇朝事迹的史书是《宋史》。


青铜器中有一种器皿称为“豆”。这里的“南郊,以二陶豆盛毛血”中的“陶豆”,显然也是指陶质的豆形礼器。


这一条记录了这样一件史实: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宋神宗与大臣仔细商定郊庙的祭礼各种细节,查阅不到盛放宰杀牺牲的血该用什么器皿。结果在《宋书》中见到刘姓宋王朝“南郊,以二陶豆盛毛血”,即在南郊祭祀时用陶制礼器盛毛与血。神宗朝的这件事比宋徽宗在政和三年(公元1113年)发布诏书和创新瓷质礼器早了33年。(可参阅书后《【附二】:宋朝年号表》)


从上面引述的《文献通考》中的四条记录使我们明白了一个基本事实,即:北宋时期某位皇帝为了契合先秦文献《礼记·郊特性》中“器用陶匏,以象天地之性”,在郊祭大典中除了使用青铜礼器之外,还经常使用瓷质的礼器。这一点不会有疑问了。


那么宋徽宗之前的祭礼瓷器又是怎样的呢?请看下面图1-22——图1-29


这批祭礼瓷与前面图示各款祭礼瓷相比显得有点粗糙了,不够精致了,釉色也显得单薄暗淡了,显然是工艺稍逊,窑温不高的原因。还有一个明显不同的特点是,这些祭礼瓷的大开片纹中皆不见“鳝血色”。


特别提示:这类品质略逊一筹的祭礼瓷器由于烧制温度还未尽善,胎质瓷化程度及釉面玻化程度都不高,在清洗时,如果整器长时间浸泡在水里,胎质会顺着开片纹发生膨胀变形而彻底损坏。总体上来说,宋代瓷器的烧制温度多数都低于后世,又由于年代久远,釉面多有产生自然开裂现象,清洗时最好不要在水中长时间浸泡为妥。


笔者推断这类瓷器就是徽宗皇帝改革创新礼制之前的祭礼瓷。也就是前面提到的宋神宗、宋哲宗等某一位皇帝下令烧造,用来“陶匏象性”的。而它们的“后代”——徽宗改革礼制后创烧的祭礼瓷似乎受到更多的关爱与重视,倾注了更多的心血。造型更精致美观,釉面更肥厚滋润,映衬着一层玻璃般的光泽。


现在回到本文开始时提出的那个问题,如果真的象叶寘文中所记述的那样“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那么,前面文献中记载的神宗皇帝、哲宗皇帝、还有徽宗皇帝在政和年以前使用的祭祀用瓷质礼器又来之何处?


前面引用的历史文献与存世古物无法与叶寘文中所记述的内容互为佐证,反成水火不能兼容。我们必须再去寻找到更多的线索。


图1-22:北宋政和年前祭礼瓷粉青釉八棱贯耳壶(367g×14.5cm)        


图1-23:北宋政和年前祭礼瓷粉青釉弦纹贯耳壶(1190g×23cm)

  

                          

图1-24:北宋政和年前祭礼瓷青釉象耳尊(1097g×22cm)             


图1-25:北宋政和年前祭礼瓷青釉六棱觚(935g×22cm)


图1-26:北宋政和年前祭礼瓷青釉多棱尊803g×22cm)    


1-27:北宋政和年前祭礼瓷青釉多棱尊底款

  

                

图1-28:北宋政和年前祭礼瓷青釉贯耳壶(1067g×22cm)    


图1-29:北宋政和年前祭礼瓷青釉贯耳壶底款

                

翻开《宋史·卷一百六十二·志第一百一十五·职官二》,其中有这样一段记载:“户部分掌五案:一曰:户税案(掌夏税);二曰:上供案(掌诸州上供钱帛);三曰:修造案(掌京城工作及陶瓦八作、排岸作坊、诸库簿张,勾校诸州营垒、官廨、桥梁、竹木、排筏);四曰:曲案(掌榷酤、官曲);五曰:衣粮案(掌勾校百官诸军诸司奉料、春冬衣、禄粟、茶、盐、鞵酱、傔粮等。三部诸案,并与本部都孔目官以下分掌。)”


通过这段记载,我们获悉北宋的行政部门中有个户部,这个户部分管着多个部门——案,其中修造案的功能近似现在的基建部。修造案又下辖好几个部门,本文只关注其中的“陶瓦八作”,意即专门负责有关陶瓦方面事物的八个作坊。


后又见《宋会要辑稿·食货五五·务杂录·窑务》所载,似乎一切都明朗了:“京东西窑务,掌陶土为砖瓦器,给营缮之用。旧有东、西二务,景德四年废,止于河阴置务,于京城西置受纳场,岁六百万。大中祥符二年复置东窑务窑:(原作“窖”,据《事物纪原》卷七改。下同)……以诸司使、副使、三班三人监领,匠千二百人。受纳场改为西窑务,以三班二人监。所有匠有瓦匠、砖匠、装(窖)[窑]匠、火色匠、粘较匠、勿?鸟兽匠、青作匠、积匠、軬(窖)[窑]匠、合药匠十等。岁千一百五十四万。二月兴工,十月罢作。”又:“神宗熙宁七年五月,……所有柴数,于三年内取一年最多数,增成六十万束。”


专门负责宫廷营缮,编制达到千二百人,每年耗柴“增成六十万束(捆)”,北宋赫然存在着如此庞大的官窑规模。

陶瓦八作显然是负责宫廷建筑的日常管理和维护方面的事务,其编制之大,且有东西两个窑场已是显见的史实


烧制祭礼瓷的官窑之真相就此大白天下了吗?


没有。正如上面引用的文献中所述,如此庞大的窑务编制是“掌陶土为砖瓦器,给营缮之用”,而非用于烧制神圣的祭礼瓷器。制作祭礼瓷器的窑务人员不在于多,而在于精。


这里,再引入《 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六·后苑造作所》中的如下一段记载:


“在皇城北,掌造禁中及皇属婚娶名物。旧在紫云楼下,咸平三年并于后苑作,改今名,以内侍三人监。始领作七十四,曰:生色作、缕金作、烧朱作、腰带作、钑作、打造作、面花作、结条作、玉作、真珠作、犀作、琥珀作、玳瑁作、花作、蜡裹作、装銮作、小木作、锯匠作、漆作、雕木作、平拨作、镌作、旋作、宝装作、缨络作、染牙作、砑作、胎素作、竹作、镞镂作、糊粘作、像生作、靴作、折竹作、棱作、匙作、拍金作、铁作、小炉作、错磨作、乐器作、球子作、棆棒作、球仗作、丝鞋作、镀金作、洗作、牙作、梢子作、裁缝作、拽条作、钉子作、克丝作、绣作、织罗作、绦作、伤裹作、藤作、打弦作、铜碌作、绵臙脂作、臙脂作、桶作、杂钉作、响铁作、油衣作、染作、戎具作、扇子作、鞍作、冷坠作、伞作、剑鞘作、打线作。后增置金线作、裹剑作、冠子作、角衬作、浮动作、沥水作、照子作。”


后苑造作所位于皇城之北,见图1-30《北宋皇城图》的左上角处,即内宫后苑所在位置,造作所应即在后苑墙外。




                           1-30:北宋皇城图


文献所载恰与《北宋皇城图》所示位置相符,并由三名内侍(太监)督管后苑造作所的一应事务。门类如此齐全的编制,可谓北宋时期全国的能工巧匠皆应诏集聚在皇家后苑造作所的这七十四个作坊里了。我们不难从中找到缕金作、钑作、打造作、装銮作、镌作、镞镂作、拍金作、铁作、错磨作、镀金作、铜碌作、响铁作等,这类作坊皆与打造各类金属器具有关。舍此之外,其中的胎素作、小炉作若非与制瓷有关,笔者还真想不出有更好的解释。胎素作负责制作瓷坯素胎,小炉作则主烧制御用瓷成品,故而笔者以为这个毗邻皇家后院的胎素作和小炉作就是徽宗皇帝改革礼制前烧制祭礼瓷的皇家御窑。


暂且不论祭礼瓷是在大窑还是在小炉中烧制的,北宋官窑始终存在应无疑议。至于南宋人叶寘为什么会著文记录下“政和间,京师自置窑烧造,名曰官窑”之语,笔者尝试作出这样的解释:


盖因后苑造作所专门精制皇家的名贵物品,且紧邻后苑,当属皇家禁地,常人难以窥测。古诗云:“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是路人”,对于士夫庶人来说,那些钟鸣鼎食的侯府宅已如海天之遥,况乎皇家禁地。宋徽宗政和年之前的某位皇帝在某年的祭祀活动中,由于“陶匏象性”之需求的规模很小,因此这些禁宫中的活动一直不为外人所知。南宋人叶寘完全有可能如诗中的萧郎那样,不知道皇家禁地,即后苑造作所建有小窑的真相。到了政和年间,徽宗皇帝昭告天下改革礼制,这场改制活动轰轰烈烈波及全国各个州县,原来的小作坊已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求,于是在城外另辟场地建立高规格的新窑。这么大的动静,与前朝诸帝的“陶匏象性”偶尔为之形成巨大反差,以至于民间误认为官窑始建于政和年间。

本书在后面的有关章节中,将会出现更多的证据,进一步佐证后苑造作所管辖的小炉作,就是徽宗改革礼制前历代皇帝烧制祭礼瓷器的小御窑。


从祭礼瓷器的诞生这件事情中,我们从一个侧面了解到宋徽宗在革新礼制中所花费的心血。或许他本人和同他一起参与这次革新礼制工作的臣工们,并没有把这些起到“陶匏象性”作用的瓷质礼器太当回事,盖因其原料毕竟来得容易。与更加耗财费力的青铜礼器相比;与工艺要求更高,珍稀的美玉相比;与上百种牺牲豚羊、山珍海味、稻麦糜粟、豆粱等祭品相比;与各种乐器、繁盛的仪仗相比;与皇帝、皇室成员和百官的礼服相比;还有那高大的祭坛和祭坛上堆积得高高的燎柴……等等,祭礼瓷器同所有这一切祭祀用具相比实在显得微不足道,以至于周、秦、汉三代以来的各种史籍中都不见记载。及至徽宗皇帝的“陶匏象性”四字如孤鸿一瞥,随后便在时空中消失了,留下诸多疑问任由后人评说。


现在我们可以作出初步的结论:南宋人叶寘有关北宋官窑始建于政和年间的这段影响了后世千年的记述是错误的。官窑在北宋期间始终存在着,北宋诸帝的祭礼瓷器皆出之官窑。


笔者这么说,是否等同于蒙在北宋官窑瓷器上的尘埃已经全部拂去,所有真相都大白于天下了?


不是的。北宋官窑始终存在的真相已经明朗了,而北宋官窑瓷器之谜才刚刚揭开面纱的一角。


或许读者又会疑惑:从古到今,人们言及北宋的“官窑”,就是指代“官窑瓷器”。难道这还会有什么不同吗?


是的,“官窑”和“官瓷”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读者还会在后面的章节中看到,历史上有些影响深远的错谬误传,正是由于“窑”“瓷”不分,导致概念模糊不清引起的。今天我们有必要让它们回归本位——窑厂是窑厂,瓷器是瓷器,从此不再混淆。还有,历史上其它有关宋代瓷器的误判误传也将在本书重新诠释。您的一些老朋友和新朋友将在下面一一登场亮相,我们或许应该以全新的眼光重新审视它们,给予它们应有的历史地位。而且,北宋官窑始终存在的论点随着本书的展开也将得到更多的佐证。


我们继续。


(待续)

最后编辑葛世雄 最后编辑于 2019-10-25 12:40: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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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宋柴瓷之谜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上)


这时候,再顺藤摸瓜,另外一批风格类似于易定的瓷器赫然映入眼帘。见图3-1——图3-8


图3-1:宋柴瓷乳白釉瓜棱凤耳盅口尊 163g×20cm


图3-2:宋柴瓷乳白釉凤耳瓜棱尊154g×20cm


3-3:宋柴瓷蓝釉凤耳瓜棱尊 151g×20cm口修复)        


3-4:宋柴瓷黄釉凤耳葫芦尊121g×20cm口修复)


3-5:宋柴瓷黄釉六棱花口壶125g×21cm


图3-6:宋柴瓷绿釉弦纹螭龙耳尊116g×21cm


        

图3-7:宋柴瓷蓝釉高台足螭龙耳方尊 154g×18cm    


图3-8:宋柴瓷蓝釉瓜棱龙耳花口尊702g×40cm口修复)

                                   

五彩缤纷的釉色与五彩易定的釉料出之同源,两者之间有着极其明显的传承关系。最显著的区别是,这类瓷器的胎壁极薄。底款印篆体字:“柴”、“柴世宗”、“官”、“奉华殿”等字样。或方型款,或长方形款。


我们已经分析了前章易定瓷中也有“官”字等底款,知道了易定瓷都是官窑里烧制的宫廷用瓷。或许此时读者看到图片中的瓷器产生了联想:莫非本章这类具有“官”等各类字样底款的瓷器也是御窑里烧制的皇室用瓷?


再有,千百年来,对于它们真正的身世,后人一直在柴瓷与非柴瓷之间争论不止,说它是柴瓷,由于“世宗”是柴荣死后尊奉的庙号,让人难以接受周世宗柴荣生前自创并使用,而且是印刻着不伦不类的“柴世宗”之底款;说这类瓷器不是柴瓷,却又明明白白有“柴”字,舍去周世宗柴荣,历史舞台上找不到第二位柴姓而庙号“世宗”的皇帝。这种违背常理的现象在整个中国陶瓷史上也极为罕见。


正是由于底款有“柴世宗”字样的这类瓷器的悖理现象,使得后世的人们百辩莫名,也连累了真正的柴瓷与其混淆在一起真假难辨,共同落得一个“疑柴”的名份。


这类瓷器的确是官窑瓷,但不是周世宗柴荣烧制的官窑瓷器——柴瓷,而是北宋皇室官窑里烧制的瓷器。确切的说,是宋太祖赵匡胤创制的宫廷用瓷器。


宋朝的开国之君宋太祖赵匡胤,体貌雄伟,器度豁达。跟随周世宗柴荣连年征战,军功卓著,深得周世宗倚重。在一次战役中,周世宗亲自临阵督战。两军对垒,大战一触即发,周世宗手下的大将樊爱能等将领面对强敌胆怯畏战,临阵逃脱。正在这紧要关头,一直跟随在周世宗身边的禁军小头领赵匡胤,大呼着指挥部下随自己跃马冲向敌阵,周军士气由是大振,一起掩杀过去,此战取得了大胜。事后周世宗将临阵逃脱的七十余名将士全部处斩,借此事件铁腕整肃军纪,三军震动,“自是骄将惰卒始知所惧,不行姑息之政矣”。(见于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一》) 从此一扫五代以来骄兵悍将难以指挥的陋习,打造出了一支赏罚分明、令出必行的铁军。军力由此大增,所向披靡,敌军望风丧胆。此战对后周能在当时所处的五代十国的群雄逐鹿局面中异军突起至为关键。赵匡胤也因在这一战中临危不惧、挺身救主,从而深受周世宗柴荣赏识,开始受到重用,被提拔为禁军最高指挥官,直至统御三军。


后来,周世宗柴荣病逝在打算收复北方云燕十六州的征途中,幼子继位。赵匡胤在一次离京出征途中,军队行进到陈桥驿站宿营,麾下众将领担心今后赵匡胤被削去兵权后也都受到排挤打击,落个兔死狗烹的下场。于是对赵匡胤连逼带劝,拥着他返回京城夺得帝位。当时在朝庭上,“太祖呜咽流涕曰:‘吾受世宗厚恩,为六军所迫,一旦至此,惭负天地,将若之何!’”(见于《宋史·卷一》) 有人问赵匡胤,柴家的后人如何处置时,也有建议斩草除根以免后患的。赵匡胤说:“已经取了人家的天下,还要杀人家的孩子,我不忍心!”(见宋《随手集录》)当庭发誓要善待周世宗柴荣的幼子以及所有柴氏后代子孙。


又,宋徽宗时,官拜翰林学士的叶梦得,在其所撰《避暑漫抄》中记述:“宋太祖于建隆三年,密镌一碑,立于太庙寝殿之夹室,谓之誓碑。……上刻誓词三行:一为:‘柴氏子孙有罪不得加刑,纵犯谋逆,止于狱中赐尽,不得市曹行戮,亦不得连坐支属’;二为:‘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三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宋太祖“勒石三戒”。戒碑秘藏于供奉着祖先牌位的太庙里,只允许后代继承皇位者一人进入太庙观看碑文内容。戒律的第一条就是柴氏后人犯了国法可免死,以此来告诫后代子孙中继大位者不可忘恩负义,要善待柴氏后人。


此外,我们或可从施耐庵所著的《水浒传》里找到一些旁证。第八回“柴进门招天下客,林冲棒打洪教头”中,写林冲发配途中听店家说:“你不知:俺这村中有个大财主,姓柴,名进,此间称为柴大官人,江湖上都唤做小旋风。他是大周柴世宗子孙。自陈桥让位,太祖武德皇帝敕赐与他‘誓书铁券’在家,无人敢欺负他……。”


又,第二十一回“阎婆大闹郓城县,朱仝义释宋公明”中,宋江犯命案投奔柴进。“……柴进听罢,笑道:‘兄长放心,遮莫做下十恶大罪,既到敝庄,俱不用忧心。不是柴进夸口,任他捕盗官军,不敢正眼儿觑着小庄。’宋江便把杀了阎婆惜的事一一告诉了一遍。柴进笑将起来,说道:‘兄长放心。便杀了朝廷的命官,劫了府库的财务,柴进也敢藏在庄里。’”好大的口气,俨然是当朝皇帝的亲兄弟了。《水浒传》虽然是小说而非正史,其创作的依据则源于史实。


事实上,正史中也不乏记载有宋一代诸帝确实一直善待柴荣后裔子孙,给予的待遇等同皇亲国戚。《宋史·本纪·仁宗》记载,仁宗皇帝曾说:“‘唐室世数已远,惟周则我受禅之所自,义不可废。’诏取柴氏诸房中最长一人,令岁时亲奉周祀,给公田十顷,专管勾陵庙。”对柴家后人不仅封官,还赐予田地,专为维护柴氏宗庙。又,《宋史·本纪·神宗》:“(熙宁)三年春正月癸丑,录唐李氏、周柴氏后。”以及《宋史·本纪·徽宗》:“(重和元年)诏:周柴氏后已封崇义公,复立恭帝后以为宣义郎,监周陵庙,世世为国三恪。”除此之外,南宋的高宗、及至南宋中后期的理宗皇帝都曾对柴氏后人封官赐爵。在南北两宋长达三百余年里一直厚待柴荣后人不曾偏废实属不易,若非开国之君有遗嘱,很难想象后世子孙会沿袭不辍。


从上面所叙史实中不难看出,周世宗柴荣对赵匡胤的倚重和信任,而赵匡胤则对柴荣敬重兼忠诚。而且我们已经通过前两章的分析知道官窑在北宋始终存在着,这类瓷器的底款“奉华殿”等字样又进一步告知我们是皇室内宫用瓷,现在已经不难推断这类瓷器是宋太祖赵匡胤首创的,是用来纪念宋家的大恩人——周世宗柴荣,并将这类瓷器陈设在内宫里,既用来装饰,又用以时刻提醒、告诫子孙后代继大位者要永记柴家的恩德。


民间已有藏家看出了这类瓷器必是周世宗柴荣身后之物,只是未能进行系统的阐述。笔者以为将这类瓷器定名为“宋柴瓷”是恰当的,意思是宋皇室烧造的纪念周世宗柴荣的瓷器。


是宋柴瓷,而不是后周柴窑瓷器的最有利证据恰恰是底款不伦不类的“柴世宗”三字。见上图3-8。


众所周知,“世宗”是柴荣死后尊奉的庙号,不可能在柴荣生前就书于瓷器底足自用,这就足以证明这类瓷器是他死后才制造的。他死后是什么朝代?宋朝;谁获益最大?赵匡胤。此为一;其二,后人理应尊称柴荣为“周世宗”,如后人称唐皇李世民为“唐太宗”、称赵匡胤为“宋太祖”等。请读者注意了,从古数到今,未曾听说古人著书立说时称李世民为“李太宗”、称赵匡胤为“赵太祖”。首先,这样的称呼不伦不类。其次,中国古礼直呼某人之姓名极不恭敬,如果胆敢直呼当朝至尊天子的姓氏,此等慢君之罪轻者牢狱,重则死罪;其三,宋太祖赵匡胤夺取自己恩人的江山实在不是一件光彩的事,这个“周”字在道义上难对世人交代。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这是赵匡胤的心结。好在后周国运短促,赵匡胤自然希望人们能尽快忘却“周”这个敏感的字眼。其精心制作了这样一批印有“柴”字样底款的瓷器,置于宫中,结合勒石三戒,既要报答柴荣的恩德,用以告诫后世继大位者勿忘祖训,善待柴家的后人,又要尽量避免使用和提及前朝事物,于是发明了“柴世宗”这样一个不伦不类的称谓书于这类瓷器的底足,用意是:记住柴家,忘掉周朝。真是用心良苦!


再通过分析下面图3-9与图3-12这类宋柴瓷或可得到进一步的佐证。


          

图3-9:宋柴瓷粉青釉金彩弥勒送宝六棱尊(166g×20cm)


3-10:宋柴瓷粉青釉金彩弥勒送宝六棱尊之底款


3-11:3-5宋柴瓷黄釉六棱花口壶之底足自然开片纹图


3-12:3-4宋柴瓷黄釉凤耳葫芦尊之底足人为开片纹图


带“”字旁的“柴”字,各种字典里都不见录入。“”读音nè。查阅字典有两种解释:一为“病”;一为“倚,靠着”。这件宋柴瓷釉面有人为烧制的开片。我们是否可将这个臆造的字解读为:这个“柴”有恙,后继乏人,得有所依靠。依靠谁呢?显然,其潜台词是——得依靠赵宋的江山。


(待续)

最后编辑葛世雄 最后编辑于 2019-10-27 12:55: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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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宋柴瓷之谜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下)


除此之外,解析宋柴瓷不可忽视了其釉面呈现的各种不同形状的开片纹。


在中国的陶瓷史上,先人有意识地在瓷器的坯体烧制出不规则裂纹,并喻以某种含意的,最早大概就见于这批宋柴瓷。(请参见前面的图3-3、图3-4与图3-10、图3-12)。


所谓瓷面上的开片,要注意辨别是自然的开片还是人为的开片两种。我们就拿宋柴瓷来作一比较,图3-11所示是前面图3-5黄釉六棱花口壶之底足图,其开裂纹是在经由逾千年的岁月流逝过程中,瓷器的坯体和釉面或膨胀或收缩系数不一致,导致釉层产生皲裂纹,这就是自然的开片。而图3-12所示则是前图3-4黄釉凤耳葫芦尊之底足图,图中呈现的粗黑色开片纹饰是人们有意识地运用技术手段使瓷面产生或大或小均匀的开片。在这张图中也夹杂着经千年岁月后形成的自然开片纹,读者对照比较这两张图,应不难区别。故而一般的规律是,瓷器的自然开片发生在釉层中,人为开片则产生于胎体。


再看下面这些碗碟之类的宋柴瓷,见图3-13——图3-18


这些底款印有“柴”字的宋柴瓷皆具人为开片纹。按理说碗碟是吃饭的家伙,却无一例外地都带有人为开片的纹饰,这很不吉利。即


3-13:宋柴瓷蓝釉棱形碗(91g×5cm        



图3-14:宋柴瓷蓝釉莲瓣碗(99g×5cm)



3-15:宋柴瓷黄釉螺形碟(121g×5cm      



3-16:宋柴瓷红釉瓜棱方碟(87g×5cm



3-17:宋柴瓷红釉带棱方碟(68g×5.5cm  



3-18:宋柴瓷蓝釉六棱折边盘(85g×2.5cm


使是作为现代人的我们,每天捧着布满开片纹饰的碗碟进餐,恐怕心情也不会很爽。所以,这些宋柴瓷不会是宋朝皇室和柴家人的实用餐具,更不可能是柴家的祭器和供器。赵匡胤烧制这类瓷器的本意,我们是否可解读为这样一种隐喻:柴氏的江山已破碎而难以为继。


不伦不类“柴世宗”的称谓、带“”字旁的“柴”字、以及人为开片纹饰的碗盘,这一系列不合常理的举措都集中体现在宋柴瓷上,从而又间接证明了是宋太祖赵匡胤所为,反映了宋太祖既有对柴荣的感恩负疚的心情,又担忧大宋江山得而复失的复杂心态。


现在,让我们静下心来来好好欣赏下面这批彩绘的宋柴瓷。见图3-19——图3-28


这批宋柴瓷中彩绘有人物、花卉等图形。彩绘人物图形的内容有婴戏图、仕女图,以及佛道题材的人物图,绘画风格与易定等无差别。


笔者倾向于这样一种判断,即:宋太祖赵匡胤为了纪念柴荣并告诫后代,创制了各种单色釉的宋柴瓷已经达到目的,没有必要再在瓷器上进行彩绘。再者,也没见史书中有记载一生戎马倥偬的宋太祖赵匡胤有这个雅兴。结合前两章对宋徽宗和宋仁宗这两位皇帝的分析介绍,北宋的皇帝中既能书又擅画的也就这两位皇帝。


基于上述判断,笔者以为下图所列彩绘宋柴瓷中有关佛教和子嗣题材的彩绘宋柴瓷是仁宗皇帝的作品,其理由相同于前章对易定的解读,这里不再赘述。有关道教等其它题材的彩绘宋柴瓷则是徽宗皇帝的作品,下面择要介绍一下宋徽宗与道教的关系。


图3-19:宋柴瓷蓝釉彩绘婴扑蝶凤耳尊153g×20cm     



图3-20:宋柴瓷蓝釉彩绘逍遥游龙耳尊137g×18.5cm


                                       

3-21:宋柴瓷黄釉印龙彩绘婴戏象耳尊   



图3-22:宋柴瓷黄釉印龙彩绘婴戏象耳尊 侧图


                                            3-23:宋柴瓷红釉彩绘举杯邀明月出戟尊518g×39cm      



3-24:宋柴瓷红釉彩绘举杯邀明月出戟尊之二



3-25:宋柴瓷黄釉彩绘弥勒鸭耳尊425g×39cm        



3-26:宋柴瓷黄釉彩绘弥勒鸭耳尊之二



3-27:宋柴瓷绿釉印龙彩绘母子束腰方尊514g×41cm  


3-28:宋柴瓷绿釉印龙彩绘母子束腰方尊侧面图


宋徽宗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在国内推崇道教,大建宫观道场的同时竭力排斥佛教。大观元年下诏,道士女冠位在僧尼之上;大观四年又下诏严禁官员百姓拜僧;宣和元年下诏释迦摩尼佛改称“大觉金仙”,所有佛菩萨都改为“仙人”、“士”等道教的称谓。僧人称“德士”,寺院也改称为“宫”、“观”。各州县都办了道教学校,每年经考试成绩视高低,评为“元士”、“高士”、“上士”、“良士”、“方士”、“居士”、“隐士”、“逸士”、“志士”九个品级。又组织人员编撰道教典籍,等等如此事例不胜枚举。由此可知,宋徽宗如此崇道抑佛,不可能在宋柴瓷上彩绘有关佛教题材的人物。


于这类彩绘宋柴瓷都置于朝廷大臣们都难以窥探到的内宫禁地,主要用以提醒历代皇位继承者善待柴荣后裔,此类事隐秘为好,没有必要传得天下皆知。故而这类彩绘宋柴瓷不太可能由他人代笔,只能是北宋时期书画造诣皆相当出色的仁宗和徽宗这两位艺术皇帝闲暇时技痒而亲力亲为了。


就拿上面介绍的彩绘宋柴瓷而言,我意:图3-9、图3-19、图3-21、图3-25、图3-27乃仁宗御笔;图3-20、图3-23则为徽宗亲绘之作品。


仁宗皇帝与徽宗皇帝不仅御笔亲绘了宋柴瓷,有可能两帝还曾参与了宋柴瓷器形的创作过程。这类事都属于贵为天子的两帝较为私密的隐情,不宜外泄。不过,也极有可能两朝中艺术禀赋较高的近臣参与了宋柴瓷和易定造型的研创。更加之宋柴瓷和易定,除了前面介绍的功能之外,它们还有一个次要的附带功能,即同时也为偌大的皇家内宫起着陈设美化的作用。故而第一章述及的后苑造作所中的胎素作和小炉作,小而精,又比邻内宫,便是两帝闲来艺兴突发时理想的创作场所。


本章前面也曾提及史载仁宗与徽宗皆善待过周世宗柴荣的后人,而今两帝再添御笔亲绘瓷器置于后宫,都有秉承祖训,警示后代继大位者要善待柴氏后人之意。如前图3-9之六棱尊所绘金彩弥勒送宝图是显见的一例物证,此乃仁宗御笔墨宝。仁宗皇帝绘此图意在告诫后来承帝位者:勿忘祖训,柴氏后人在本朝可安享富贵无虞,而底款带“”字旁的“柴”字,恐怕也是仁宗皇帝臆造的了。此带“”的“柴”字和釉面呈人为开片纹饰,与北宋御瓷中少见的用金彩所绘弥勒送宝图形成鲜明比对,各种隐喻集中体现在这只六棱尊上,置于内宫代代相传,留待后世继大位者去权衡度量。


笔者已经在前面分析了祭礼瓷器的造型是来源于青铜礼器,这里介绍的这类宋柴瓷的器形同样有着青铜礼器的神韵。然而青铜器那种厉狞阴冷、沉郁肃穆的感觉却在宋柴瓷上荡然无存了,以皇帝为首的这批北宋艺术家们终于摆脱了礼器的庄严肃穆对他们的束缚,将自己对至美的理解嫁接到了这批宋柴瓷的造型上,一切从本性出发,进而融入宋人极高的艺术素养之菁华,神奇般地蜕化出清新秀丽、简约自然的韵味。尤其是经两位艺术皇帝参与创意设计的宋柴瓷,其造型线条洗练流畅,富有韵律感,又分外纤秀,妩媚无比。每一件都象风姿绰约的贵妇淑女,颀长挺拔,超凡脱俗。各部位减一分,太少;添一点,不美。加之轻、薄亦是她的典型特质,故而最适合陈设在内宫各殿,——只可远观,不可亵玩。


人类对美的追求是文明进程中的必然产物,早在城市出现之前第一只彩陶器的诞生,就宣示了人类开始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和向往。而对自身形体美的追求则是最原始的,也是最永恒的,人们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将这种审美取向物化到日常事物中去。笔者发现,唐宋两个朝代制造的瓷器颇具这一特质。唐人思想开放,融入西域文化,崇尚丰肌腴态的女子,故有“环肥燕瘦”之说。这种审美观物化到所创制的壶、罐、瓶等陶瓷器皿的造型上,多显敦实圆润。宋人的审美取向更多的是来自于道家文化,正如仁宗朝的宋词婉约派代表人物柳永在其词作《斗百花》中所描述的“满搦宫腰纤细,年纪方当笄岁。……如描似削身材,怯雨羞云情意”。体现在同样的壶瓶等生活类器皿上,就显得“苗条”了许多。至于这批宋柴瓷,则更为清秀隽雅了,是北宋造型艺术审美取向的代表作品。却又跨越千年,颇与当代潮流锲合。


笔者管见,宋柴瓷这种线条洗练,大美至简的造型特质,不仅是北宋艺术造型审美取向的代表作品,更是汉民族瓷器艺术造型特质的经典之作。即使放在整个中国陶瓷史上考量,唯见五彩易定尚存余韵,后世很难再见到这样隽美的陶瓷造型艺术了。                    


宋柴瓷,这个俏佳人大美不言,让人费思量,长期处于“柴”与“非柴”之间身世不明受尽委屈。千余年来,真个是“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


(待续)

最后编辑葛世雄 最后编辑于 2019-10-28 08:1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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